管窥CBRNmiddot生物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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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发展

下

美国政府的生物武器政策

从二战期间报复性使用到年的进攻性使用，再到年的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美国生物军备政策经历了一个大的起伏。20世纪末又因生物恐怖而转人全民生防。以后的走向仍然不可预测，既有可能继续维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开启生物军备。这取决于美国对新的生物威胁的判断，对新的生物武器价值的判断和对新的生物战方式的道德评价。新的生物威胁可能来自敌对国家、恐怖集团，甚至可能来自个别疯狂的科学家，当新的病原体威胁到来时，美国可能最先采取防御措施，并有可能由最先破解到最先制造。当看到某种新的病原体或某种新的分散投放方式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时，即便仅是出于防范，美国也会去掌握和给予新的道德解释。过去的历史表明，美国科学家在判断生物威胁、生物武器价值和生物战道德上，对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而科学家队伍又常常意见相左，如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德伯格和梅塞尔森就常常观点对峙，前者强调生物威胁而后者则不以为然。这也增加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在世界各国，生物武器政策都是一项很不确定、很不连贯的政策，这种不确定不连贯来自3个方面:一是来自对敌人生物威胁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二是来自对生物武器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有时大有时小;三是来自对生物战道德认识的不一致。美国生物政策在战后也充满变化，有5件事情成为美国政策变化的转向标。

1、年版《陆战法》修订生物战政策

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美国的生物战政策一直是报复使用。直到年陆军守则《陆战法》(TheLawofLandWarfare)仍然规定：“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美国才对敌人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

情况随后发生变化。当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要求对只报复性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进行重新审查。陆军一直认为：“生物武器进展上的一大障碍是，军方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在一种永远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上”。在年的《陆战法》中，删去了年版“仅在敌军使用的前提下”的字样，并宣称：“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标志着美国生物战政策从报复性向进攻性的转变。

美国之所以改变奉行了10年之久的生物战政策，有两个原因：

一

是对苏联生物武器威胁的紧张感逐步升级。

50年代初，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评估承认，尽管苏联与西方在技术上有着公认的差距，特别是在抗生素的生产和工业发酵方面。但毫无疑问，苏联正在实施生物武器计划。年美国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对媒体称，他有权威的证据表明，“苏联已经完善了这种散布瘟疫和细菌的武器”。

当苏联年8月试验了第1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们猜测，生物武器将是其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很贫乏，但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确认，苏联拥有生物武器，并且用人体进行实地试验。报告称：“苏联对生物武器的兴趣由来已久，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投人了大量精力，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持这样的看法，不这样认为是愚蠢的，苏联在生物战方面已经拥有进攻能力。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人在致力于获取他们的生物武器媒介和弹药的确定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

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二

是美国提升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估量。

早期美国决策层和军队对生物武器的效能将信将疑。二战后转向肯定甚至夸大其价值。年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把大规模杀伤武器定义为：“原子炸药、放射性物质、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在未来研制的任何在杀伤力方面可与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比的武器。”

这种把效果未经确证的生物武器与化学和原子武器归于一类的观点，后来蔓延到全世界。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或“教化”，使之接受生物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强调指出，虽然可供利用的生物武器有在多种场合使用的潜在效力，但只有当军事行动指挥员确信有关武器对于完成其任务具有优势时才得使用。因此通过试验以确定生物武器的实战性能，以及通过教育传播和建立对于试验结果的信心是必要的。”

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在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资料时会毫不犹豫地用人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美国认为，苏联的生物武器对于其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着手进行生物攻击和防御方面的准备。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于年2月20日在苏共20大上讲话说“未来战争，如果他们发动的话，其特点将是空中力量、各种火箭武器、各种大规模摧毁手段如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美国更加认为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是确定的。

美国青睐生物武器还在于看到了生物武器非致死性、失能性的战场效用。

在年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迪特里克堡的进展情况，五角大楼首席科学家郝伯特·F·约克报告称，非致命性生物武器展现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新视野”，这种武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病毒可以是温和的伤害型如流感，也可以是致命的其威力好比原子弹。陆军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将军描述了这些武器(如Q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当时的一种新的非洲病毒等)是如何使用的。它们能覆盖广大地区，使敌方遭受重大损失，但不摧毁建筑和财产。

生物武器可以适应更多的军事选择。认为传播低致死率马耳他热菌的US炸弹之类生物武器，“是一种非常人道的武器”。D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一观念，称令人致残的毒剂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想法”。肯尼迪当选后不久，定义了一种基于“有限和灵活反应”的军事政策，对五角大楼有权制定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计划予以支持。他要求在武器研制方面有所创新，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

这期间20年，成为美国生物军备加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在6个军事基地、70多所大学以及私营公司和承包商参与下进行。-年是美国攻击性生物武器研究和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已经可以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病原微生物的发酵并对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毒素)进行提纯、浓缩。此外，液态和固态生物制剂的稳定性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并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武器，总体技术水平和生物武器储备基本与苏联相当。

2、生物科学家的反战

年夏，肯尼迪政府邀请学界专家到华盛顿休假，请他们提供有关军备控制的意见。曾获诺贝尔奖的哈弗大学生物学家马修·S·梅塞尔森是受邀学者之一。他为此访问迪特里克堡，并问：政府已经有了核武器，为什么还要生物武器？回答是生物武器更便宜。

梅塞尔森就此考虑了好几天，他得出的推理是，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使战争非常昂贵。当战争昂贵时，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先进装备，只有富国才能玩这个游戏。如果一种廉价武器具有了毁灭性力量，将扯平战场上的高低之差。这一推理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对随后美国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政策的改变发挥了很大作用。年1月梅塞尔森、埃迪萨尔向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递交一份请愿书，名科学家，包括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签了名，反对当前美国政府化学和生物武器政策。年6月份，梅塞尔森应基辛格邀请起草一份关于生物武器的“立场”报告，简述了战略生物武器对平民的威胁。论述美国不需要这类武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其他国家不要获得这种武器”。

“在科学上倡导反对生物武器在战后已建立了很强的组织基础”，科学家团体对生物武器政策的影响在美国愈加明显。包括微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疾病专家在内的各类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专业网络，具有对生物武器军控领域做解释的权威。

他们认为，从技术上讲，生物武器没有在战争中检验过，尽管进行过大规模的模拟，其结果仍可能是不确定的和地理上不精确的，有意制造的疾病流行效果需要相当时日才会出现。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方面起得作用不大。在道义指责方面，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Lederberg)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称年初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致命生物武器媒介实地试验，从定义上说都是对公众安全不负责任的冒险。他问：“有谁有权来摆弄这些旨在点燃’受控的瘟疫’之火的火柴吗？”这表明，不仅使用生物武器是不道义的，秘密研发生物武器也是不人道的，也要受到指责，美国生物政策由此举步维艰。

3、尼克松宣布放弃生物武器

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发表讲话，声明美国放弃生物武器：“人类手中已经掌握了太多自我毁灭的种子，我们今天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和平与理解的气氛。”

他在那天的第35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中提到，今后美国政府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的“致命性方式”及“其他一切方式”，使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只限于“以防卫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陆军部于年8月下令停止所有生物毒素和战剂的生产，停止装填任何播撒装置。销毁针对人的生物武器储存和弹药的工作于年在松树崖兵工厂(派恩布拉夫X-工厂)开始。

年5月到年5月，国防部销毁了存放在该工厂的生物剂，包括磅炭疽杆菌、磅兔热病杆菌、磅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加仑液体委内瑞拉马脑炎菌液、加仑热伤寒杆菌液和上万枚生物弹药。随后，生物武器研发基地迪特里克堡改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生物武器的商业和学术合同被取消，所有农作物疾病研究被转到农业部，有关生物侦查设备和防护服的研究被转到埃奇伍德兵工厂。杜格维试验场的防卫试验大幅度消减，生物武器研发的经费削减了一半，并改为防卫性意图。

年4月，尼克松代表美国签署《禁止研发、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年底，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公约和年《日内瓦议定书》。年1月22日,福特总统在公约上签字。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10种25个型号的生物弹药。当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国际限制生物武器的法则得以建立。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尼克松为什么放弃生物武器？有3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生物武器的军事价值受到普遍质疑。英国年已经结束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法国年成为核大国后，对生物战的兴趣也随之迅速降低。美国国内科学家组织则历数生物武器的弊端。

其次，20世纪50年代来自苏联的生物威胁在消退。当梅塞尔森询问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其他国家也在开发生物武器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对苏联有所怀疑，但没有过硬的证据。当时美苏开始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核威胁也在削减。

其三，关于生物武器的道德，因美国在越南使用植物杀伤剂、在国内进行生物战剂野外试验而引起环境问题，备受社会